关于农民增收的思考

市政协委员  程秀瑞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要突出抓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三件事，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我感到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更加务实，更加到位。为此，结合平定县的实际，经过调查研究，就农民的增收问题谈一些自己肤浅的看法。

一、农民增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平定县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总体呈现出总量不断增长，来源不断拓宽，结构趋于优化的态势和阶段性、差异性、结构性等三个特征：

一是阶段性特征。1985-1990年的缓慢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由594元增长到1524元；1991年-1995年的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由680元增长到2075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4%；1996年-2001年的徘徊增长阶段，年增长速度在4%以下，1999年出现了负增长；2001年以后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速度恢复到7%以上。农民收入增长出现阶段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导致农民收入的增长不稳定，未能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差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在我县区域性差异可分为纯农区、工业区和城郊区三者之间的差异，纯农区的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农民人均收入在2500元左右，农村工业较发达区农民收入比纯农区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在3300元左右，城郊区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农民人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差异性。

三是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生产性收入仍是农民的主要来源，表现在乡镇农业务工、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逐年上升，而农业收入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却呈减小态势，据调查，农民收入中生产性收入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90%以上，农业收入只占到了农民收入的25%左右，而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利息、红利、租金等非生产性收入仍显偏低。

二、问题与建议

（一）农业收入增长乏力。

从种植业自身来讲，受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限制，种植业既要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低保障线，又要通过结构调整增加收入，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另一方面是因为十年九旱，石多土薄的自然条件又使依靠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增收受到限制，可以说，通过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增收空间已不大。以玉米为例，我县是全省优质玉米重点产区，近几年来在国家直补政策的牵动、市场价格上扬拉动和全年风调雨顺的年景下，玉米亩收入也只有700元左右，扣除生产性收入，每亩玉米纯收入只有500多元，全县玉米总产尽管达到了9017多万公斤，收入达到了1亿以上，但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份额也只有6%，比上年虽提高0.2个百分点，但仍然远远低于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0.5%的增长幅度。

要想达到使种植业继续既为农民安身立命，又能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一是要加快畜牧业发展步伐，在农村建设养殖小区，实现玉米的就地转化增值，各级政府要增加畜牧业发展引导资金，金融部门要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二是要依据种植业发展现状，发育和培养粮食加工转化企业，让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增加收入。

（二）农民收入增长不平衡的问题显得较为突出。

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2007年平定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532元，但3000元以下的占到了调查总户数的26.25%，低于平均水平以下的则达到了63.75%，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幅近10倍。上述26.25%的3000元以下收入户主要以纯农业和农闲时的打工收入为来源，其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日常的生活支出和子女上学等费用，也就是说，家庭收入刚刚达到了温饱线以上，如果家里再有子女结婚、修建房屋或农民得大病，这部分低收入户就有可能返回到温饱线以下，甚至返贫，这部分人的增收空间狭窄，增收难度加大是影响农村小康水平整体提高的主要原因。

单靠农民的自发性经营已无法解决面临的增收难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并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引导和帮助这部分农民走出增收缓慢的困区。一是在扶贫开发等工作中变输血为造血，通过大规模的科技培训，使他们掌握发家致富的一技之长；二是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下大力、投重资发展农民专业协会，培养农民经纪人队伍，让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三是加大农村转移支付力度，全面推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农民享受和城市贫困人口同等待遇的低保政策。

（三）农业投入不足。

首先是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尽管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是从农村最基础的种养业来说，近几年的投入仍呈下降趋势，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种养业发展由于投入不足逐步退出了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其次是受比较利益驱使，作为投入主体的农民对农业的投入积极性不高。虽然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32元，但除去农民教育、婚嫁、住房等硬性支出外，农民用于生产性投入资金微乎其微；其三，金融部门门槛高，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各项扶持性贷款落实不到位。，从2003年起，平定县委、县政府连续三年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养殖业贷款贴息，养殖户共申请贷款13317.88万元，但实际三年共落实贷款只有3025万元，只占申请贷款的22.7%，形成了政府给扶持、农民贷资金、银行求保险三者协调不到位的局面；其四，整体性的农业投资市场不完善。由于有关机制和政策不完善，导致了社会资金向农业和农村的转移力度不大，效果不好，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投入的增加。

为此，政府应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尤其要对种养业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充分发挥财政的支农导向作用，以引导社会资金向农业投入，激发农民的投入积极性，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同时政府要加大资金协调力度，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引导商业银行扩大农贷业务，促使银行资金向“三农”倾斜，同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力度，使其真正成为支持“三农”的资金投入主渠道，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注入充足的发展资金。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

全县11万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约2万人，在农村工业就业的有6万人，大约有3万人为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以打工为主，但打工也仅仅是临时性的，打工的不稳定造成了收入的不稳定。可以肯定地讲，随着乡村工业的科技进步，已转移的6万劳动力中还将有2万余人弃工返农，就业压力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渠道的堵塞，加上农民依然存在传统保守、怕担风险思想，缺乏闯市场的勇气和接受新科技的信心，自身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够掌握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甚至不能正确筛选和辨别市场信息，客观上造成家庭经营或者外出劳务屡试屡败现象的发生，即便在外出打工，也大都从事城市下岗职工不屑一顾的险、脏、苦、累等工作，有的连工资也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有时连这些工种也不能保障，导致了农民就业渠道不宽的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存在恋家情绪，择业意识不强，造成在选择就业上高不成、低不就，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问题。

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一是要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靠农村工业的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二要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农业自身发展来增加就业机会；三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针对目前城镇工业企业技术工人缺乏的现状，选择年纪轻、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进行工业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在城镇工业技术领域唱主角；四要增加对农民的培训经费，设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使广大农民都能有机会得到再教育、再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就业能力，增加劳务收入。

（五）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亟需解决。

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解除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村均1.8万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只能勉强保证农村干部的工资，农村开展正常的公务活动，缺乏必要的工作经费；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大部分已失去应有的服务功能，农村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等公益事业无从开展，尽管实行了重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的议事制度，但往往因议不成、成无力、事无为而作罢，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公益事业停步不前，农村两个文明建设难以协调发展。

因此，在新阶段、新形势下，应当建立一个新的农村发展新机制、新体制。一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二要拓宽转移支付的范围，增加转移支付资金，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